十九世纪，摄影作为一种新的视觉技术在欧洲诞生了。很快，西方社会对异国情调的渴求和对科学观看的狂热，驱使摄影与旅行结为盟友，远赴“其余的世界”追捕新鲜图像。这种趋势发展迅猛，以至于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已经为英国的旅行者和探险家提供专门的摄影教学，以便他们能够在异国他乡的旅行中更加准确、客观地记录和揭示现实。而在另一层面上，旅行摄影的兴盛对应着西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时期把实在的、具象的“物”转换为抽象的、形而上的“知识”加以收集掌握的尝试，在其控制殖民地和狩猎“处女地”的过程中大显身手。
自马可·波罗以来，中国对西方就有着经久不衰的吸引力，现在这种“目睹”和“游历”东方的欲望被新的视觉技术史无前例地满足和扩大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人在中国内地享有的自由通行、传教等权利，以及摄影人才、技术、器械的国际流动，真正推动了拍摄中国的视觉时代的来临。虽然旅华摄影师们均以呈现“真实中国”为目标，但无须讳言，他们所经验的空间地理格局塑造和限制了不同个体对中国的理解和观感，而“中国”也被具体化为他们所经行的地点，以及自己在其中的新鲜见闻。在这个意义上，摄影所呈现的中国形象不仅受到十九世纪西方世界的法则、信仰、价值观所形塑，也被摄影师所承担的历史角色和与这一角色相匹配的中国旅行经验所规限。从“点”“线”“面”三个空间层面，我们可以一窥照片是如何将旅行经验和视觉技术联系在一起，成为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与客观实在的汇聚之处。
点：城市印象
二次鸦片战争中再次战败的晚清政府被迫在已经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的基础上，新增设天津、烟台、台湾、汕头、汉口、九江、南京、镇江等地为通商口岸，这些城市及其周边地域因而成为西方人在中国最便于游览的地点。除此之外，由于英、法、俄等国被允许在北京设立公使馆与传教，这座帝国中枢也让有幸到访和驻扎的西方人兴奋不已。晚清崛起的中国近代城市成为西方旅华摄影师与摄影爱好者们的落脚点与根据地，也激发了不少围绕城市社会生活、风景、人物的摄影创作。
英国摄影师约翰·汤姆逊（JohnThomson）在年出版的游记《中国与中国人影像》（IllustrationofChinaanditsPeople）中囊括了不少他在中国大小通商口岸的旅行经验。全书采取游记与照片图文混编的方式，因此读者得以更详尽地知晓摄影师理解城市这些“地点”的方法。在视觉上，约翰逊往往采取鸟瞰的角度，将城市远景或代表性建筑摄入镜头，达到“总览全局”的效果；在文字上则把注意力放在这些城市的历史、地理等情况上，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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