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北京市昌平区天寿山南麓，有一片占地面积大约一百多平方公里的皇家陵寝建筑群，这就是著名的“明十三陵”，明朝十六代皇帝中，除了太祖、惠帝、代宗三人之外，其余十三位皇帝都埋葬于此地。太祖皇帝是在南京应天府建立大明王朝并一统天下的，驾崩后就安葬在京师（南京）附近的孝陵；惠帝是因为“削藩”失败，被四叔燕王朱棣（即后来的成祖皇帝）发动“靖难”赶下台，失踪在燕军攻克京师（南京）的大乱中，所以没有具体的陵墓可查。而代宗皇帝朱祁钰，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故事主角之一，他和他的六世族孙、光宗皇帝朱常洛之间，因为天寿山皇陵中的一处陵寝，产生了超越近两百年的交集，而这也是我们要详细为大家叙述的历史故事。
大明正统十四年（年）二月，因为长期以来在“朝贡”、“互市”中产生的龃龉，导致大明和蒙古瓦剌部之间对立情绪越来越严重，并最终导致瓦剌首领也先率大军入寇宣府、大同等边镇。当年才二十二岁的英宗皇帝朱祁镇在亲信宦官王振的鼓动唆使下，热血上头，想效法曾祖父太宗（成祖）皇帝当年五征漠北的赫赫武功，以证明自己的天纵之才，于是在没有做好充足准备的前提下就匆忙宣布御驾亲征，讨伐瓦剌。
正统十四年七月十六，英宗宣布立两岁的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并以皇弟、郕王朱祁钰为监国辅佐朝政，自己则亲率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大学士曹鼐、张益等文武官员，并京营诸卫军队二十万，号称五十万大军，自京师（北京）出征，进击瓦剌。
进军途中，英宗无比依赖王振，一切大权均由其掌握。但是王振志大才疏，又毫无军政经验，依仗英宗的宠幸在军中大发淫威，随意发号施令，导致大军无所适从，行动混乱。军民夫役也不能忍受苛待，在半道纷纷逃离，因病饿重役而死去的军民尸骸铺满道路路，明军刚刚出征不久就军心严重不稳。
此后，英宗抵达大同，才发现敌情严重，瓦剌来势汹汹，明军已连遭败绩，边关告急。所以毫无实际军事经验的英宗和王振张皇失措、不敢再提出塞作战之事，急忙命令回军。后撤途中，英宗在王振的教唆下准备绕道王振老家蔚县、后来又改道宣府，白白浪费时间，所以被瓦剌追兵赶上。八月十四，明军后卫朱勇所部抵挡不住瓦剌猛攻而全军覆没，行动缓慢的英宗和王振被围困于宣府镇怀来县土木堡。
英宗被困后轻信瓦剌的议和诡计，下令出和谈，导致明军放松警惕，出营取水，瓦剌发动突袭，明军大营顿时陷入混乱而无法组织抵抗，纷纷溃散，部分明军投降，其余四散奔逃。随军的勋贵大臣：英国公张辅、驸马都尉井源、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侍郎丁铭、王永和内阁大学士曹鼎、张益等，共计五十余人战死沙场，英宗本人被俘。罪魁王振在乱军之中被愤恨的护卫将军樊能锤杀。这就是改变了日后大明历史的“土木堡之役”，大明社稷因此陷入倾覆境地。
正统十四年（年）八月二十九，在情势危急之下，以留守京师的兵部侍郎于谦为首，朝臣们联名上奏孙太后，恭请太后降下懿旨，立监国郕王朱祁钰为新皇帝，以凝聚大明军民的士气，同时挫败瓦剌以英宗来要挟大明的阴谋。孙太后同意了大臣们的请求，下旨立郕王为帝，同时依旧以英宗所立的太子朱见深为皇储。
正统十四年（年）九月初一，郕王正式即位称帝，改明年为景泰元年，他就是大明第七代皇帝——明代宗（景泰帝）。登基后，代宗奉“北狝”的兄长英宗为太上皇。
在代宗和于谦等主战派大臣的齐心协力之下，从正统十四年（年）十月初一到十月二十，明军和南侵的瓦剌军队激烈交战并守住了京师，打败了瓦剌的入寇，君臣同心、士气高涨，迫使瓦剌军队放弃入寇，裹挟着被俘的英宗撤返回塞外，大明终于度过了这场立国以来最严峻的危机时刻。
瓦剌撤军以后，不甘心没从大明捞取更多利益，于是在景泰元年（年）六月间又挟持英宗南侵，直抵大同镇边墙外，谎称把英宗送归大明，让人拿着英宗被迫写下的书信要大同总兵郭登开城迎接。郭登知是瓦剌诡计，拒不开门，并策划出兵强行夺回英宗。
瓦剌首领也先无奈之下，只得放弃讹诈大明，带着英宗返回漠北，并派出使者向大明请和，声称可以送回英宗，请大明朝廷厚加金帛财物赏赐，以作为双方交换条件。
景泰元年（年）六月，代宗派出使者：礼部侍郎李实、大理寺少卿罗绮、指挥使马政等人，携带亲笔诏书，前往瓦剌商议议和及迎回太上皇英宗事宜。
其实，出于皇权的排他性，代宗内心不愿意兄长英宗返回，那样的话自己的皇位将受到莫大威胁。所以在派出李实和罗绮等人出使瓦剌时，代宗只嘱咐商谈议和之事，没有过多提及迎太上皇南返的要求，也没有提厚赠瓦剌赐物以交换太上皇英宗。
因为大明使者前来谈判时，只带了少量赏赐给也先个人的金帛财物，没有携带瓦剌上下以为的交换英宗的“厚赐”，使得瓦剌想要狠狠敲大明一笔的念头落空，也先大失所望，对大明使者态度也转为冷漠，英宗南返之事几乎落空。
第一次和谈没有达成后，为了避免落天下人的口实，代宗在景泰元年（年）七月再派右都御史、鸿胪寺卿杨善出使瓦剌，继续商议议和。但代宗没有授予杨善诏书、也没有下拨金银财物作为赎回太上皇的赎金，仅仅以这一姿态敷衍群臣、略尽人事而已。
但让代宗没想到的是，年过六十的杨善在没有获取朝廷钱财、也没有皇帝御赐诏书的情况下，出于回报英宗恩德、同时借此时机一搏日后命运的的心思，居然变卖了自己的私人家产和田地，筹备了若干过得去的金银财帛，抵达瓦剌之后辗转腾挪，又发挥自身无与伦比的雄辩之才，在和也先的会面中一再辩解当年双方产生龃龉的原因，把责任都推给王振和瓦剌一方的低级入贡使者，使得也先和瓦剌其他上层贵族消除了心中芥蒂，决心和大明重开互市，以交各自必须之物。
同时，杨善装作不经意间奉承也先，称赞他和其他瓦剌贵族善待被俘的英宗是仁厚之心、顺应上天好生之德，自己归国后要把也先等人优待英宗的事情告诉大明史官、写入史书中、代代传颂他们的仁德。又继续吹捧也先等人是顶天立地、雄壮威武的塞外英雄，中原内地没有人能与之相比。瓦剌诸首领在杨善的肉麻吹捧和精心忽悠下，飘飘然如成仙一般，乐不可支、自尊心得到大大的满足。再加上杨善又准备了还算过得去的金帛财物，于是稀里糊涂之下，也先就答应了杨善将英宗送还大明、双方达成和议互市的请求。
景泰元年（年）八月初二，“北狝”达一年之久的英宗终于获得了自由，被也先放归，踏上了返回大明之路。杨善侍候着太上皇一路披星赶月、日夜兼程加紧南返，终于在景泰元年（年）八月十五中秋节、土木堡之变周年之日抵达京师，英宗从安定门入城，返回了阔别多日的京师。
代宗原本以为自己虚应故事之下，太上皇是接不回来了，谁知道弄巧成拙，杨善这个不领会君心的老头子居然真的把太上皇迎回了京师，心中的膈应和不满就别提了，但在表面上代宗却不能表现出嫌隙和厌烦，于是只能捏着鼻子强忍下来，并亲自出皇宫东安门，迎接兄长“北迤”回归。两兄弟见面时，根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情景很是感人，兄弟之间热泪盈眶，相互嘘寒问暖，兄友弟恭的场面让人感动。但实际上双方内心里是怎么样的感受，那外人不会知道，自己领会一下意境得了。
英宗返京之后，被代宗安置于南城的南宫之中，明面上尊为“太上皇”，实际上就是个高级囚徒而已，毫无人身自由，被软禁在这小小的天地里，生活窘迫艰难。而代宗在疑心作祟之下，对兄长居住的南宫加派诸多守卫、时刻提防、处处限制，生怕兄长会卷土重来，夺走自己的皇位。英宗就在这种被人猜忌、惶恐不安的情况下，度过了六年多的软禁生活。
对归来的兄长严加防范、以免皇权旁落之后，代宗还有一块心病没有了结，那就是储位之事。原本代宗就是赶鸭子上架，在土木之变后紧急登基的，登上皇位后立即面临瓦剌入寇的危急局势，当务之急是要守住京师，打退瓦剌来犯之敌，所以孙太后立代宗为帝的懿旨中，要以英宗出征时所立的皇太子朱见深继续为皇储的意见，代宗其实是没有什么异议的，京师还不知道守不守得住，自己的皇帝能当几天都不知道，这些细枝末叶的事情就不要纠缠了，集中精力打赢京师保卫战再说。
幸得天佑大明，在代宗和于谦等人的不懈努力之下，明军得以击退瓦剌，取得了京师保卫战的胜利，稳定了朝野，保住了社稷，代宗的皇位也得以稳固。于是，位置安定了的代宗开始考虑起皇位的传承、储位的更替等自身切实利益了。
代宗还是郕王的时候，就有了亲生儿子朱见济，等火线登基后，因为局势紧急，所以依旧以英宗的皇太子朱见深为储君。等到打退瓦剌、大明江山转危为安时，代宗就渐渐不能容忍储君不是自己的亲子、帝系传承转不到自己一系这个闹心事了。尤其是景泰元年（年）太上皇南返并被自己软禁于南宫后，代宗更加坚定了尽快更换皇太子的决心，如果储君不改易，那么自己这个皇帝就是无根之主，无论当初为社稷、为朱氏宗族建立多少功业、做出多少贡献，统统只是一世烟云而已。如今的皇太子不是自己的儿子，多年后自己薨逝了，大明皇位又将再次转回兄长一系。而皇太子登基后必然尊崇生父英宗，自己不过是新君的叔父，在新君心中，只是代替他们家暂时掌管大明江山若干年，一个过客而已。
尤其是代宗自己是如何对待南宫中的太上皇，那态度和待遇是人尽皆知，皇太子心里怎么会没有怨言，假如以后自己驾崩，皇太子登基了，那自己身后的待遇和史书中的评价可想而知。为了避免辛苦得到的皇位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代宗绝不能放任大明的皇太子、自己的继承人依旧是太上皇的儿子这种情况出现。
景泰二年（年）七月初一，代宗在上朝接见群臣、处理完政务之后，退朝之时貌似不经意地随口说：“明日是东宫的生日。”正准备恭送皇帝返回后宫的朝臣们尽皆愕然，莫名其妙，其中首辅陈循下意识地回答：“东宫生日，不是十一月初二么？”代宗听见后满脸不高兴，拂袖起身，一言不发地回宫，留下一群面面相觑的辅臣。
这没头没脑的一问一答，其实就是代宗准备易储前对辅臣们的试探：七月初二是代宗独子朱见济生日，而十一月初二则是现任皇太子、太上皇长子朱见深的生日。代宗以此作为投石，来试探辅臣们的态度，以便做出进一步行动。
为了达到更换皇储的目的，代宗此后多次在朝会中或明或暗的示意诸臣，要他们上表奏请更换储君，同时为了取得辅臣们的支持，代宗还做出了皇帝给大臣们行贿的千古奇闻：给全体内阁成员送钱，其中首辅陈循赐黄金五十两，其余辅臣赐白银一百两，然后再派心腹太监私下到辅臣们的府中征求易储意见，要求他们即使不主动上疏请求易储，也不要在其他人上疏易储时出言反对。
至此，代宗易储之心被天下人所知，但是圉于儒家宗法制度和忠君报国思想，诸臣们还是不愿意附和代宗的易储心思，朝中支持者寥寥。另外，代宗的皇后汪氏，也坚决反对丈夫的易储行动，多次苦劝代宗不要改立皇太子，以免遭人诟病，留下身后恶名。因此代宗对汪皇后厌恶疏远，在准备更立皇储的同时也逐渐有了废立皇后之心。
景泰三年（年）四月，广西思明州土守备黄厷因为想窃取族弟的土知府之位，谋杀了族弟一家，被人告发而下狱。黄某人为了活命，于是迎合代宗的易储之心，上疏提出永固国本事，请求皇帝改易皇储，以固大明国本。代宗得到黄厷的奏疏后激动万分，拍着椅子扶手感叹说：“不想万里之外，乃有此忠臣！”立即赦免了他的罪名，并把奏疏下发内阁让诸臣讨论。
阁臣们接到代宗转批的黄厷奏章后，“众皆惊愕”，不知所措，但当初又接受了皇帝的“重贿”，不好直接封驳，于是把奏疏转交礼部，由礼部尚书胡濙、左侍郎侍郎萨琦、右侍郎邹干负责召集六部九卿、在京勋臣等，集中讨论黄厷的易储提议。廷议中，诸臣都觉得易储不可行，但是为了不出头得罪皇帝，所以没有人敢于第一个发言反对，大家都在迟疑不决。
这个时候，被代宗派来“列席”廷议、探查诸臣态度的心腹宦官、司礼监太监兴安拍案而起，大声说：“东宫易储、势在必行，赞同者画押即可，不同意者可免画押，何以犹豫不决也！”其中威胁含义显露无疑。
这种情况下，谁敢出言反对易储，于是廷议结果是诸臣都同意易储，并在当天由礼部尚书胡濙、魏国公徐承宗、宁阳侯陈懋等人领衔，共计文武大臣九十一人联名上疏，向代宗奏请更立皇太子：“父有天下，必传于子，此三代所以享国长久也。惟陛下膺天明命，中兴邦家，统绪之传，宜归圣子。今黄厷所奏宜允所言。”
景泰三年（年）五月初二，在得到了朝臣们的奏疏支持后，欣喜无比的代宗召开大朝会，公开发布易储诏：“父有天下传之子，斯固本于万年。”，正式立皇子朱见济为皇太子，改封前皇太子朱见深为沂王，出居沂王府。同时，以“无子失德”的理由废皇后汪氏为庶人，改立皇太子生母杭氏为皇后。这样，经过两年的努力，代宗皇帝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将大明储君改为自己的亲儿子朱见济。
代宗煞费苦心地使尽了手段，终于把亲儿子扶上了储君之位，原本以为大明江山将会在自己这一系代代传承、父子相继、千秋万世，没成想乐极生悲，朱见济不过才当了一年半的皇太子，就在景泰四年（年）十一月患病不治，年幼夭折了，谥号“怀献太子”。而代宗只有怀献太子这一个独子，当初自己费尽心机、殚精竭虑，才达成目的立他当了皇太子，没想到儿子福薄，早早就病夭，这简直是如晴天霹雳，将代宗身心击垮。而失去了爱子的杭皇后也深受打击，一病不起，缠绵病榻多年之后于景泰七年（年）二月薨逝于京师。
按照皇室传统，大明皇帝的身后陵寝要在昌平天寿山南麓皇陵区选址，之前太宗（成祖）的长陵、仁宗的献陵、宣宗的景陵都修造于此。如果没有土木之变，英宗的陵墓也会在此选址建造，但一是当年的英宗还年轻、没有急于修造陵墓，二是英宗皇后也在世，不需要建陵，所以直到正统十四年（年）英宗出征被俘时，也没有修造皇陵。
代宗登基后，和兄长英宗当年的情况一样，不需要匆忙修建陵墓，所以他的皇陵一直没有动工。但到了景泰七年（年）二月，杭皇后薨逝后，就必须修造陵墓安葬皇后，并作为自己百年后的安身之所，所以代宗在这一年下诏命钦天监在天寿山下挑选吉壤，作为自己和杭皇后的百年后陵寝。
按照陵寝“昭穆制度”，后世子孙陵墓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都要以始祖之陵为中心，以“左昭右穆”、“左子右孙”的仪制有序建造，一一相对。大明皇室的始祖是太祖皇帝，但是他的陵墓孝陵在南京，而大明京师已经搬到了北京，后代皇帝驾崩后，如果归葬南京，时间、财力、人力、物力都承受不起，所以自太宗（成祖）开始，大明皇帝都是就近安葬在京师（北京）附近的昌平天寿山南麓。自太宗（成祖）始建长陵开始，仁宗和宣宗的陵寝都严格依照“昭穆制度”，一左一右修造在长陵两侧，其中仁宗的献陵在左，宣宗的景陵在右，完全符合“左昭右穆、左子右孙”的仪制。
作为仁宗的孙子，宣宗的儿子，代宗的陵墓自然也需要依照“昭穆制度”，在仁宗献陵之左择吉地修造，所以在得到代宗的诏命后，钦天监就马上行动，在天寿山南麓、仁宗献陵左侧找寻吉地，作为代宗和杭皇后的身后陵寝。最终，在献陵左侧大约一里处，钦天监找到了一处上好吉地，作为初选地址上报给代宗。代宗看过地势和风水草图后同意了钦天监的意见，命工部会同天寿山守陵护军立即开工，为自己和薨逝的杭皇后修造合葬陵。
经过四个月的修造，至景泰七年（年）六月陵寝完工，当月杭皇后被安葬进地宫，此时代宗尚未驾崩，所以陵墓没有取名，以“寿陵”为代称。据史料记载，代宗的寿陵“建筑雄伟，明楼高耸，可与长陵、献陵相拟，犹胜景陵。”就是说代宗寿陵修造得很高大、气派，和太宗（成祖）的长陵、仁宗的献陵差不多，比宣宗的景陵更宏伟（而这座宏伟陵墓，原本是应该属于英宗的，如果他没有土木之败的话。）
此时的代宗，由于皇太子和皇后先后去世，自身又没有继承人，导致心理开始变得扭曲，经常不分青红皂白就严厉打击处置那些建议他重新立储的臣子，以压制朝野中越来越多的“复立沂王”之议。这使得代宗逐渐失去了那些注重儒家礼法制度的臣子们的信任。
从景泰五年到景泰七年（-年），代宗一直在为了生出儿子而不懈努力，但就是迟迟生不出儿子，这始终是代宗的最大心病。越急越生不出，越生不出越急，在这种恶性循环之下，代宗终于在景泰七年（年）十二月“御体违和”，而且病情逐渐沉疴，最后竟发展到“不能起榻”的严重地步。
景泰八年（年）正月十一，辅臣们入宫向皇帝问安，见代宗一副病入膏肓的状态，不知道什么时候就龙驭上宾了，唏嘘之下不得不向代宗再次谏言立储，但是代宗没有回复。
在皇帝即将驾崩、而社稷国本未定的莫测情况下，以武清侯石亨、左副都御史徐有贞、太常寺卿许彬、前军都督府右都督张軏、司设监太监曹吉祥等人为首，一帮别有用心的内外文武大臣为谋取大功决定铤而走险，发动政变，迎太上皇朱祁镇复位，从而夺取“拥立之功”。
景泰八年正月十六夜，石亨、徐有贞、张軏等率各家私兵合计千余人，直驱南宫，奉在此已经等待了六年多的太上皇登辇，由众人簇拥着疾驰往皇宫而去。在曹吉祥的内应之下，太上皇顺利进入皇宫，于正月十七清晨登奉天殿，亲口向入宫参与大朝的文武百官宣布复位，就此重回阔别七年多的皇位，这即是大明历史上的“夺门之变”。
此时，代宗躺在深宫中的病榻上，已经气息奄奄，听闻英宗复位后，只是木然地说了：“好,好！”两声，便不再开口说话了。
英宗在复位后，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并以皇太后的名义下诏废代宗为郕王，迁居西苑。在石亨、徐有贞等人的唆使下，英宗杀害了当年保卫京师的功臣于谦等代宗的重臣，把代宗的首辅陈循革职充军，其余阁臣削职为民，代宗的心腹兴安等内廷太监也一一处死。
而当年历经千辛万苦、凭一己之力把自己从瓦剌迎回大明的功臣杨善，英宗自然没有忘记，将其从左都御史直升为礼部尚书，并额外加授奉天翊卫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兴济伯，岁禄一千二百石，赐丹书世券。
天顺元年（年）二月十九，复位一个月零两天的英宗在犹豫许久后，终于下定决心，密令亲信、內官监太监蒋安夜赴西苑，把废为郕王的代宗用锦帛活活勒死在寝宫，以消除隐患，代宗去世时，年二十九岁。他死后，英宗赐了个“戾”字恶谥，称其郕戾王，没有葬入半年前刚刚修好的昌平寿陵内，而是勉强以亲王之礼安葬在西山。
而天寿山南麓代宗自己的寿陵，被英宗在天顺元年（年）五月十一下诏命工部尚书赵荣率长陵、献陵、景陵护卫陵军五千余人加以拆除，其地面建筑全部摧毁，夷为平地，地下的玄宫和安葬其中的杭皇后尸骨如何处置,史料中没有记载，不过按照英宗诏令中“尽毁之”的命令，估计也是一并毁去了。从此，天寿山下这座原本雄伟宏大的皇家陵寝瓦砾满地,草木丛生,一片荒芜凄凉景象，天寿山的皇陵护军称这里为“景泰洼”。
天顺八年(年）正月，英宗驾崩，临终前遗命皇太子朱见深（即后来的宪宗）为自己在天寿山皇陵内选择吉地，并特别嘱咐不得使用被毁的郕王寿陵原址。宪宗登基后为父皇挑选万年吉地，最后在离“景泰洼”大约一里半的地方修造陵墓，作为父皇的陵寝，即英宗的“裕陵”。
此后，随着历史长河的不断流淌，天寿山皇陵内先后修造了宪宗的茂陵、孝宗的泰陵、武宗的康陵、世宗的永陵、穆宗的昭陵。历代皇帝在建陵时，均下意识地避开了“景泰洼”这个原本是上佳吉壤、最终却一片凄凉的不详之地，纷纷在天寿山其他各处修建陵寝，甚至违反了“昭穆制度”也在所不惜（宪宗、孝宗、武宗等陵都是位于长陵左侧昭位，穆宗的陵寝甚至位于神道左侧，没有在天寿山南麓建陵。）
代宗薨逝一百二十七年后，万历十二年（年），是大明第十三代皇帝——神宗朱翊钧在位期间。这一年，二十二岁的神宗为自己开建百年后的陵寝，他没有选址已经拥挤不堪的天寿山南麓，而是在皇陵神道左侧、紧贴着父亲穆宗的昭陵附近择地建陵。六年后，万历十八年（年），陵寝完工。
万历十年（年），神宗的长子朱常洛出生，这个儿子是在意外的情况下到来的，神宗其实不大喜欢这个长子。而万历十四年（年）神宗所宠爱的妃子郑氏生下了神宗的第三子朱常洵后，爱屋及乌之下，神宗对他钟爱异常，关怀亲近之情比对长子朱常洛的态度强过万倍。朱常洵稍长后，神宗就和郑贵妃偷偷到大高玄殿盟誓，约定立朱常洵为储君，并将御书誓册祷告上天之后存在玉匣内，交给郑贵妃保管。
但废长立幼，不符合大明祖制“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规定，也公然违背了儒家宗法伦理的原则，这使得受传统儒家礼法熏陶多年的文臣们坚决反对神宗的这一举动。文臣们出于维护儒家道统、督促皇帝敬天法祖的目的，不断上疏规劝神宗，以使其改变主意，遵循儒家法度，顺应祖制、早定国本。
而神宗以皇帝之尊、社稷之主的身份，怎么可能轻易就被文臣们所约束和限制，明面上双方是纠缠于立储之事，其实是文臣们想要和皇帝争夺话语权，作为皇帝的神宗对于臣子们的冒犯恼怒不已，坚决不同意册立皇长子为皇太子。从万历十四年(年），首辅申时行上疏，请神宗册立皇长子为皇太子、“早定国本”开始，皇帝和文臣们之间围绕着“册立皇太子”之事，相互对峙、激烈交锋，历时达十五年之久，这即是后世所说的“国本之争”。
为了维护儒家“忠义道统”，十五年间大明的文臣们锲而不舍穷追此事，前赴后继，和神宗展开了长期的对抗，即使被贬官远窜、削职为民、乃至遭受廷杖都在所不惜，搞得神宗一次次怒气迸发、龙颜大怒，又一次次无可奈何，只得用敷衍拖延之策来应对文臣们的谏言和规劝，十分狼狈。
万历二十九年（年），与文臣们拉锯交锋了十几年的神宗，终于心力交瘁，也领教了祖制、宗法的威力，自己随心所欲更立储君的愿望看来是办不到了。于是，气馁的神宗只得勉强答应了文臣，在这一年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文臣们终于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历时十五年的国本之争，也就此落下帷幕。
朱常洛虽然被立为皇太子，但是在之前那十多年的“国本之争”中，他因为不得父皇喜爱，和有意的冷淡疏远，导致长期抑郁惶恐、性格敏感、行为谨慎，对外时时保持低调、懦弱、谦卑的心态，导致未老先衰，不到三十岁时就显现出身体过度衰老，性格胆小怕事、遇事自我封闭的不健康状态。
万历四十八年（年）七月二十一，五十八岁的神宗因病驾崩，皇太子朱常洛经过二十年漫长等待，历经了多少惊涛骇浪、跌宕起伏的险恶岁月，终于熬过暗淡的储君生涯，摆脱了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时刻担忧、朝不保夕的生活，于万历四十八年（年）八月初一继位为帝，这即是大明第十四代皇帝——明光宗。
即位之初，光宗颇有一番振作举动，神宗在位时期的矿税、榷税等弊政都被光宗下诏罢除，内阁、六部、诸司各处因神宗怠政而缺额未补的职位全部增补到位，大明中枢得以正常运转，辽东、西北各边镇积年所欠饷银也都由内帑补足，以利边防巩固。从这些举措可以看出，新登基的光宗确实是想扭转万历中叶以来因神宗怠政而而千疮百孔的大明危局，振作颓废的大明朝政的。
但光宗自青年时期开始就心情压抑、性情敏感，并由此导致身体羸弱、容易被外病侵蚀，已经未老先衰，几乎离不开药石治疗了。再加上神宗驾崩后光宗以嗣君身份举哀致祭，必须亲自主持繁琐的葬礼和祭奠礼仪，过程繁缛冗长，十分辛苦。而且典礼之中不便随时用药，所以光宗身体更加虚弱不堪。
根据《光宗实录》记载，光宗即位后，就曾经亲口说过：“朕感寒症、经年调理尤未愈；值此皇考、皇妣相继大丧（光宗嫡母、神宗皇后王氏也薨逝于万历四十八年），典礼繁缛，悲伤劳苦，朕不进药已两月余，身体大损也。”这说明了光宗在继位前就身体虚弱，需要药物长期养护，即位前后又因为连续参与主持嫡母王皇后和父亲神宗的葬礼，导致无法正常服用药物治疗疾病，身体损害极深的事实。
与此同时，在光宗继位之后，当年因“夺嫡”之事和光宗积怨颇深的神宗宠妃郑贵妃（已经升级为皇太妃）心中十分担忧和害怕，唯恐光宗成为皇帝后会报复自己，为了向皇帝示好和示弱，郑氏给刚刚登基的光宗送去了自己宫里的八个美女，以服侍其日常，并表示敬畏拜伏之意。
光宗翻身做主其实还没几天，之前为皇太子时的低调、懦弱、谦卑的心态还来不及调整，在突如其来的美色引诱下，自然把持不住，于是乎毫无节制地“夜夜笙歌”，本来就虚弱不堪、千疮百孔的身体迅速透支，登基后不过十来天，就病势沉疴，卧床不起了。
重病中的光宗为了保命，病急乱投医，不加检视效果就误服了内臣崔文升所进泻药，以及鸿胪寺丞李可灼奉上的“仙丹红丸”，使得病情更加雪上加霜、无可挽回。至万历四十八年（泰昌元年、年）八月三十，即位不过二十九天的明光宗朱常洛，还没有来得及真正享受权柄在握的滋味、天下至尊的威严，就在油尽灯枯的无奈之中溘然长逝了，年仅三十九岁。临终前，光宗强撑病体，把皇长子朱由校托付给奉诏进宫的英国公张惟贤、内阁首辅方从哲等重臣，命诸臣辅佐皇长子登基，承继大统。
九月初六，皇长子朱由校在辅臣们的拥戴下于奉天门继位，即大明第十五代皇帝——明熹宗。
光宗仅仅在位二十九天就驾崩了，生前也没有为自己卜吉壤、修建寿陵。而此时，一个多月前驾崩的神宗还没有入葬早就修建好了的陵寝——定陵，灵柩还摆放在乾清宫，以待移葬天寿山。本来皇帝驾崩后的国葬典仪就繁琐无比、过程冗长浩大，耗费钱粮不可计数。现在神宗的葬礼还没结束，光宗又突然驾崩，需要安排葬礼典仪，这让大明朝廷上下头疼不已，本就捉襟见肘的国家财政更加告急，户部三库即将见底。而给皇帝挑选合适吉地也是一个细致严肃的过程，不能随随便便就胡乱指定，这让新登基的熹宗着实忧虑不已。
泰昌元年（年，这一年八月前称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后称泰昌元年）十月，熹宗主持仪式，将皇祖神宗皇帝、嫡祖母孝端皇后（神宗皇后）、祖母孝靖皇后（光宗生母）合葬于定陵。之后，熹宗下诏命钦天监尽快在天寿山皇陵区为父皇光宗和早逝的嫡母孝元皇后、生母孝和皇后挑选吉壤，修造合葬陵寝。而当时天寿山皇陵区内上佳吉壤已经不多（此时陵区内已经先后葬入了十位皇帝，拥挤得很），钦天监短时间内无法寻找到上好之地用于安葬光宗，为了不使大行皇帝久久不得入土为安，礼部、钦天监、工部诸司在商议后，向熹宗上疏，请求将一百六十三年前被毁去的原代宗皇帝寿陵所在处“景泰洼”作为光宗的万年吉地，加以平整清理后，修建陵寝，安葬光宗和两位皇后。
为了说服熹宗，钦天监和礼部还特别向熹宗进言，说此地位于天寿山南麓下，紧邻仁宗的献陵和英宗的裕陵，距离成祖的长陵也不远，确实是风水宝地，地势极好，当年陵寝被毁，实在是代宗无福消受，并不是风水气运问题。而熹宗听完奏疏、并御览了预定地址的草图后也很满意，同意把“景泰洼”清理改建后，作为父皇光宗的陵寝加以修建，还赐陵名为“庆陵”，并从内帑中拨付一百五十万两作为修造费用。
天启元年（年）正月十九，庆陵正式动工，三月，地下玄宫开建，至七月二十九完工。九月，熹宗主持仪式，把父皇光宗皇帝、嫡母孝元皇后、生母孝和皇后安葬进庆陵地宫中。之后，庆陵的地面建筑继续修造，至天启六年（年）才最终完成，其形制采用了穆宗的昭陵和仁宗的献陵仪制，所以十分精美宏大，在天寿山下的历代大明皇帝陵寝中属于上等规制。荒废了一百多年的“景泰洼”，也因为光宗皇帝庆陵的“鹊巢鸠占”，变得肃穆森然、光洁齐整，松柏参天，恢复了它“上佳吉壤、风水宝地”的原来面目，成为后世昌平“明十三陵”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些，是长眠于庆陵地宫内的光宗，和安卧在西山景泰陵内的代宗，所不能知晓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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