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祁镇（—）明英宗，明宣宗朱瞻基长子，明代宗朱祁钰异母兄，明宪宗朱见深之父。
明英宗朱祁镇是明朝第六任、第八任皇帝（—年、—年两次在位）。第一次继位称帝，年仅九岁，年号正统。国事全由太皇太后张氏（诚孝昭皇后）把持，贤臣“三杨”主政。随之，张氏驾崩，三杨去位，宠信太监王振，导致宦官专权。正统十四年（年），发生土木堡之变，其弟郕王朱祁钰登基称帝，遥尊英宗为太上皇，改元景泰。后英宗回京，被景泰帝软禁于南宫。景泰八年（年），石亨等人发动夺门之变，英宗复位，第二次称帝，改元天顺。
朱祁镇前后在位二十二年，在位初期励精图治稳定西南疆域。当初宠信王振，后来又宠信曹吉祥、石亨，政治上虽然有不足之处，但是晚年任用李贤，听信纳谏，仁俭爱民，美善很多。还废除了殉葬制度。
天顺八年（年）明英宗病逝。庙号英宗，谥曰法天立道仁明诚敬昭文宪武至德广孝睿皇帝。葬于明十三陵之裕陵。
明朝帝业由太祖朱元璋开启，然后是建文帝。
跟着建文帝的四叔朱棣“靖难”得手，于是明朝皇位就从朱元璋大儿子朱标，转到他老四朱棣这一系，朱棣也就是明朝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明成祖永乐皇帝。
永乐传位于仁宗，在位仅仅一年的仁宗又传位于宣宗，宣宗是个好皇帝，可仅仅享祚十年，活到三十八岁就完蛋了。然后呢他传位于本文主人公明英宗朱祁镇。
《明史纪事本末.土木之变》篇：
正统八年癸亥夏四月，瓦剌太师顺宁王脱欢死，子也先嗣。自脱欢杀阿鲁台，并吞诸部，势劲强盛，至也先益横，边境自此多事。
我们要知道，也先并非蒙古部落的王，而不过是权臣太师脱欢的儿子，也就是说他并非可汗，蒙古部落有个传统，自成吉思汗后非“黄金帝国”皇帝的子孙的不得为汗，但是当时瓦剌名义上的可汗是也先的傀儡脱脱不花，而且他们也是各自为政，各有各的地盘与武力，对于明朝的贡事也是各自为政，你卖你的马，我卖我的马，各受其惠，明朝对他们也是分别对待，采取的是分别对待必要时拉拢分化的策略。
因为贡事卖马这个对于瓦剌主要的经济支撑的种种矛盾，在正统十四年七月，也先大举入寇，当时的九边之一大同重镇失利，京师闻报后，本来是派驸马都尉井源，各率万人为敌，这是相当正确的措施，但是井源等刚一走，王振就劝英宗亲征，“命下二日即行，事出仓促，举朝震骇。”
按照高阳在《明朝的皇帝.夺门之变》的分析，七月已是秋天，征塞外是班师之日，不是出师之时，因为一过了秋天对于敌人也先是“秋高马肥”，对于我们，恐怕就将步入塞外苦寒了，这是天时不允许；而且，正确的策略是派一个有能力的将军去阻击就OK了，天子万乘至尊，万一有什么闪失，大明江山危矣。
高阳认为，征伐塞外的军事部署，应该有几个必不可违反的原则：
第一，春去秋还，期于半年内收功。（春按：否则士兵就会陷于塞外，苦寒难当，自然军心与战斗力就会大打折扣。）
第二，分道并进，速战速决。
第三，人马未动，粮草先行，并在接近前线的安全地区大量储备。（春按：诸葛亮征魏之所以劳师无功，一个重大的原因就是粮草输运的问题，而曹操破袁绍于官渡，一个原因就是消灭他乌巢的屯粮）
当时的兵部尚书邝野、侍郎于谦，都看到了这些问题，于是力谏，但是英宗还有王振这一对军事活宝好比宋小宝的那句，“人家非不听啊”，于是说干就干，亲率五十万大军深入漠北，将残酷的军事战争直视如儿戏。
当时的部署是这样的，命皇弟郕王朱祁钰留守北京，大臣一半扈从，一半留京。扈从的大臣以英国公张辅为首，他是张玉的儿子，曾经在朱棣的靖难一役立了大功的功臣之子，已经是四朝元老了，年已七十五岁，在当时的朝廷，也只有他能够与王振分庭抗礼，但王振故意疏远他，不让他参与军机，而他这个军事盲兼实际的一把手主宰一切。
就这样，朱祁镇在王振的蛊惑下，率领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这两个武臣，以及文臣大学士曹鼐、侍读学士张益、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野等，浩浩荡荡带着五十余万大军，向边境开拨，这边呢，郕王朱祁钰在留守太监金英的辅佐下，每天早上在阙西门受群臣谒见，表示朝中还是有一个掌舵人以稳定人心；那边呢，朱祁镇与王振率领官军五十余万人至龙虎台驻营，方一鼓，众军就“讹相惊乱”了，众“皆以为不祥”。
第二天，等他们这群毫无准备也没有粮草后援的五十万大军，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连日风雨，人情汹汹，大家都因为不祥的预感而感到焦躁起来，有些大臣就又提出“班师”的谏议，王振怒不可遏，《明史.王振传》有如下生动的描述：
至宣府，大风雨，复有谏者，振益虓（猛虎怒吼）怒。成国公朱勇等白事，咸膝行进；尚书邝野、王佐忤振意，罚跪草中。其党钦天监正彭德清，以天象谏，振终弗从。
你们看王振嚣张到什么程度，成国公朱勇向他禀告事情，都要“咸膝行进”，而两位多少知道点军事的兵部尚书违背他的意旨，“罚跪草中”，而且他的同党好心告诉他“天象示警”了，这害人无数的混球还是听不进去。军事文盲掌权了不可怕，军事文盲掌权了还以为自己很有文化，瞎指挥乱行动等于盲动，那就有点可怕了。
但是八月初一时，一行抵达山西大同，大同的镇守太监郭敬是王振的亲信，告诉他前方阳和一战，宋瑛与朱冕已经阵亡，大将石亨单骑逃回，而他郭敬自己，也是躲在草中悄悄潜回的，他劝王振不要再进，听了自家兄弟的亲密陈述，王振有点怕了，顿时就打了退堂鼓，决定班师，并顺便请英宗朱祁镇顺道临幸他家。王振是山西蔚州人，也就是现在的河北蔚县以西、飞狐口正北，在明朝属于大同府，所以史书称王振为大同人。
本来按照这个思路班师，由大同往东南走，过王振的家乡蔚州，经过飞狐口入紫荆关，即可抵达京师，这样就屁事没有，但是王振突然心血来潮，觉得自家衣锦荣归了，不能让家乡父老不方便，因为秋收在望，几十万大军经过必然会伤了蔚州的庄稼，这样就无法让家乡父老在瞻仰他的富贵的同时，感念他的恩德。
于是他决定，原路返回，这一下就出大事了。
在改道以前，真懂军事的功臣后代大同总兵郭登告诉他们，大军宜从紫荆关回京，可保无虞，因为这样就脱离前线了，但是如果原路返回的话，就很可能与也先的大军遭遇，目标太大，非常危险，但是私心自用的王振不听，一步一步奔向他人生的终点：死亡。
据清朝张廷玉所编的《纲目三编》：
邝野再上章，请疾驱入关，严兵为殿，不报。又诣行殿申请，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必死！”野曰：“我为社稷生灵，何得以死惧我？”振愈怒，斥左右挟之出。及发宣府，额森（高阳按：清改也先名为额森。）兵袭军后，恭顺侯吴克忠及其弟都督克勤御之，力战死，后军溃散略尽。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率师四万往援，次鹞儿岭遇伏，全军俱覆。
这天是八月十三，第二天，朱祁镇与王振到了土木堡，又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源于王振的私心，他们一行本来应该加速赶到二十五里外的怀来城，闭关以守，然后以逸待劳，但是王振还有一千多辆的辎重随后没到，他要等待这些辎重车犹如等待死亡即将来临的脚步。
土木堡之变路线图
至于这一千多辆辎重车里到底装的什么，鬼才知道，史书也没有详载，永远是一个秘密了。
另外一个马谡失街亭的错误，他们在土木堡没有当道扎营，而是困在高地上，被敌人断了取水的“汲道”，据高阳引《中国历史地图集.战役篇》，“土木地高，掘井二丈，不得水，汲道已为敌据，众渴，敌骑益增。”
他们一行五十万大军，被也先的大军围住，十五日壬戌，也先假意派使节议和，以打消王振这边的警惕心，又是天字第一号扫把星王振，据《明史纪事本末》，“急传令移营逾堑而行”，也就是走出了自家深沟高垒的防御工事，这一下好比淝水之战苻坚的自乱阵脚，“回旋之间，行伍已乱”，一下子就兵败如山倒，一发而不可收起来，“南行未三四里，敌复四面攻围，兵士争先逃逸，势不能止”，也先大军的“铁骑蹂阵而入，奋长刀以砍大军，大呼解甲投刀者不杀，众裸袒相蹈藉死，蔽野塞川，宦侍、虎贲矢被体如刺。”
但是我们的主角英宗朱祁镇呢？——盘膝束手待擒。
朱祁镇在乱军中，都各顾各了，只有一个名叫喜宁的蒙古族太监相随，喜宁这名字听起来喜庆，但后来的发展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他简直就是明英宗朱祁镇的克星与灾难。
他留在那里没有跑，本来就有一个吕不韦要把英宗“奇货可居”的鬼心思，至于英宗朱祁镇本人，不会骑马，跑又跑不动，只要束手就擒静候天命的安排。
这时候瓦剌兵已经掌握了局面，无须像先前那样大肆杀戮了，主要以“掳掠”为主，那时外虏，求取中朝的，除了女人，就是财物，这时一个小兵看到英宗了，见他衣服华丽好看，估计也值一点钱，要他把身上的衣服脱了。
英宗置之不理。此人大怒，登时就要杀了他。英宗恐怕也只好闭目等死了。
正在这时这个小兵的哥哥看到了，按照《明史纪事本末》的记载，一眼就认为这家伙不是“凡人”，于是立刻将他弟弟制止：
其兄来曰：“此非凡人，举动自别。”拥出雷家站见也先之弟赛刊王，上（朱祁镇）问曰：“子其也先乎？其伯颜帖木儿乎？赛刊王乎？大同王乎？”
春按，英宗这一连几个“乎”，就是王者气派，这种王者气派往往是天生的，没有丝毫的做作。例如末代皇帝溥仪，吃饭时无论身边多少人，都是旁若无人，拿筷子吃自个儿的，在旁人看来相当没有礼貌，但是他们自己从来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因为他们向来吃饭就是这样的，这是一种后天养成的习惯——无论如何也很难在日后的境遇中改掉这个习惯。
英宗亦然，假如他当时被人喝令脱掉衣服时有很大的畏怯，而不是那么从容，也许就不会让那个小兵的哥哥觉得他不是一个“凡人”，而很可能会多生枝节，这种所谓的帝王的气度是长时间的积淀，在别人看来，是学不来，在他自家，是改不掉。
也先找了两个中国人去证实，果然，是大明天子朱祁镇，这一下也先高兴地不得了，觉得他一直想统一整个蒙古做第二个成吉思汗的美梦就要成真了，但是这个大明天子朱祁镇如何处理呢，有人说杀掉，被也先的弟弟伯颜帖木儿一阵痛斥，当着自家的哥哥也先让他滚，并说出了一番显出朱祁镇之“神奇”的话：
伯颜帖木儿“力言两军交战，人马必中刀箭，或践伤而死”，但是这位神奇的朱祁镇呢？“今大明皇帝独不践压中刀箭，”而居然是一连几个“乎”，问这问那，无丝毫的惊恐、埋怨与愤怒，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朱祁镇有老天爷的庇护，是不死之身，搞不好是神的儿子，所以，何况“我等久受大明皇帝厚恩，虽天有怒，”暂时将大明天子抛弃一段时间，但是没有让他立刻死掉，就肯定有什么深刻到我等无法理解的神旨，“而未尝死之，我等何反天？”——我们是不能跟老天爷的安排作对的，朱祁镇这个大明天子，千万杀不得，而只能是派遣使者让中国来人迎回他们的天子，那么我们的也先不就有“万世好男子名乎？”
就这么办吧，于是也先把明英宗朱祁镇送到他弟弟伯颜帖木儿的大营，让他好生看待。
朱祁镇身上最神奇的地方，就是每一个与他接近的人，无论是敌是友，都会被他神奇的魅力所“蛊惑”，从而为他所用，而也先的弟弟伯颜帖木儿，是他土木堡之变后第一个被他“蛊惑”的人，跟着后面还有接二连三的人被他神奇的魅力所蛊惑，我们走着瞧。
英宗蒙尘的消息，通过一个叫梁贵的锦衣千户传到明朝郕王那边，孙太后与英宗钱皇后赶紧运载了“八駃”的金玉珠宝绸缎细软，送到也先营中想赎回那天字第一号的“肉票”；同时，大家在郕王朱祁钰的主持下，召开会议讨论是战是守的国之大计。
这个时候，一个叫徐珵的侍讲学士走上了历史的前台，他是苏州人，也是个杂学家，举凡地理、兵法、水利乃至阴阳术数，无书不读，个子不高的他主意很多，而且自以为能未卜先知，据说当英宗亲征之前，就出现了一种“荧惑犯南斗”的异象，而这种天象示警的异象被徐珵给看出来了。
何谓荧惑犯南斗？荧惑就是五星中的火星，五星如果相聚，则为祥瑞；当荧惑星与南斗星经纬同度，叫作“掩”，两星如果光芒相接，则为“犯”，徐珵认为火星犯斗宿，“祸不远矣”！当时就叫他的老婆速回苏州，他的老婆还不肯，徐珵就发脾气说：“尔不急去，不欲作中国妇耶？”
徐珵的意思是看出也先会入侵，中国会打败仗，所以他才让他的老婆速速回到苏州。
到了朱祁镇天子蒙尘的这会儿，他觉得自家真有先见之明，于是在郕王讨论大事的时候，他倡议迁都，“验之星象，稽之历数，天命已去，唯南迁可以纾难。
他的意见首先遭到随侍郕王朱祁钰的太监金英的反对，对他一顿呵斥；礼部侍郎也就是早年帮着永乐皇帝四处查访建文帝踪迹的胡濙，也表示反对，他说成祖“定陵寝于此，示子孙不拔之计”；而反对最激烈的是明朝有数的大名人于谦，就是“烈火焚烧若等闲”的那位，他厉声怒斥徐珵，说：
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也。请速召勤王兵，誓以死守。”
大学士陈循也同意于谦的看法，于是用事的太监金英与兴安把徐珵撵了出去。
于谦等人的看法是对的，本来也先就挟天子在手，又锐气正盛，假如明朝再一迁都，也先趁势占据北京而席卷北方，则马上就是一个南北朝的分治局面，甚至有可能颠覆整个明朝的社稷。
因为当时明朝的精锐，也就是英宗率领的五十万京军劲卒，基本上全毁在不学无术的王振手上，而京师这边只有老弱残兵十万人左右，而且新近大败，人心浮动，于谦等人必须赶快想出应对的办法。
赎金已经缴纳三天了，英宗还没有回归的消息，于是有一个右副都御史陈镒，上章痛哭，请族诛王振。
群臣在关于王振的问题上都是群情激奋，纷纷同意陈镒的意见，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故，非常的惊心动魄，原来是在大家都恨不得将罪恶滔天的王振食肉寝皮的关头，有个王振的死党爪牙，锦衣卫都指挥使马顺居然不识趣，还出来作威作福，大声呵斥，要把大家撵出向郕王请命的殿堂。
这下惹恼了一个叫王竑的人，他是户科给事中，属于提意见的言官，平时就很豪迈负气，这时他免起衣袖大步向前，疯了一样扑向马顺，一边抓住马顺的头发，拿起手中的朝笏就打，打着打着，大概由于恨气难消，突然一口咬着马顺脸上的肉，在廷上的群臣也一拥而上，咬的咬，打的打，踢的踢，没费多少功夫，这一贯骄横的锦衣卫都指挥使马顺，就被活活地打死在郕王面前。
这一下局面就混乱起来，那时的郕王朱祁钰也没有什么担当，准备遁入后宫，警戒宫门的锦衣卫倒是气势汹汹，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人来将这些马顺的爪牙镇住，马顺手下的锦衣卫挥刀相向，满朝文臣马上就要遭殃，而明朝的中枢领导机关一旦被摧毁，天下就要大乱。
又是于谦力挽狂澜，一把拉住准备溜之大吉的郕王，让他宣谕百官，马顺之罪该死，打死马顺无罪。郕王这才听了他的话，大声宣谕，局面顿时得到了控制。
当天王振就被抄家，他的侄子都督指挥王山也被绑到西市，凌迟处死，“籍没”后王振家，抄出金银六十余库；玉盘上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余枝，其他珍玩还有很多。当然，这些比起后世的和珅之流，只能是小巫见大巫，不过也能看出王振的贪贿。
国不可一日无君，至少要有一个名正言顺的管事的，看英宗朱祁镇估计回銮无望，这边在孙太后的支持下，用事的司礼监金英、兴安、李永昌的鼓动下，孙太后以太后的名义，一连下了两道诏令：
第一道，是命郕王摄政：
皇帝亲率六军出征，已命郕王临百官，然庶务久旷，今特敕郕王总其事，群臣其悉启王听令。
第二道呢，是立太子，立英宗朱祁镇三个儿子中的长子朱见深为太子，而让郕王效仿周公辅政。
从这两道诏书看得很清楚，朱祁钰不过是周公辅政，即使英宗回不来他当了皇帝，日后的太子，还是应该出自朱祁镇一系，这在法统上是很能站住脚的，高阳说，如果郕王能够至始至终地认清这一点，就不会有后来的夺门之变，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
郕王一旦正式辅政，又有坚决主战新任的兵部尚书的于谦等人当政，自然北京这边就修缮战具器甲，分兵九门，做好迎战也先来犯的准备，而也先那边呢，就挟制着英宗在北京周边四处玩花样，这些花样都是喜宁这个蒙古族太监想出来的，他对明朝的政治情形与军事状况都相当熟悉，在他的挑唆下，也先挟制着英宗先到山西大同，不过大同守将也是武英侯郭英的孙子郭登不理会他，知道他这些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惯用伎俩，也先又跑到重镇宣化，守将杨洪的回答也很妙绝：
臣所守者，陛下的城池。天色已暮，不敢开城。
也先见边关诸将都不上当，只好把手中天字第一号的人质朱祁镇移到塞外，另作安排。
看到也先这些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阴谋，明朝这边觉得如果让郕王干脆继位称帝，就可以“绝虏之望”，高阳先生对此有非常精到的分析，既然你也先以英宗为“奇货可居”的奇货，如果明朝这边重新立一位天子，也先那边就无奇可居了，英宗反倒会成为手中的累赘，说不定会把英宗给送回来，这就好比南宋徽钦二帝的故事，越是卑屈求和而没有战斗的意志来匹配，示弱对方，金国越会奇货可居而得寸进尺，而徽钦二帝的问题就越不会得到解决。
南宋二帝之所以在赵构的卑屈的指导方针下死在了天寒地冻的五国城，道理就在这里，所以一个辩证的思路就是，假如越希望英宗早点回来，就应该坚决主战而逼迫着也先主动求和，“这是于谦研究南宋二帝不还的原因、审察也先的实力，准今酌古的老谋深算，是为抵抗也先入寇的最高战略指导原则。”
研究明史有年的大家兼先驱者孟森先生，在他的《明史讲义》中，有一句在高阳先生看来非常精辟的话，就是这个道理，“凡勇于却虏者，即忠于上皇者！”——所以郭登杨洪这些边关重镇的大将，面对也先引诱的拒而不纳，貌似无情，反倒是忠于上皇忠于江山社稷的表现，正如高阳所谓：
相对地，以“拒君为非”者，纵或本心无他，却是未明事理，为一种很危险的想法，不是由迎驾导虏，使胡骑复临京畿，就是像南宋那样，二帝不返，死于五国城中。
《纲目三编》对此事的记载是：
九月，廷臣合辞请皇太后曰：“车驾北狩，皇太子幼冲。古云：‘国有长君，社稷之福。’请定大计，以安宗社。”太后允之。群臣以太后旨
告王，王惊谦再三，避归郕邸。群臣复固请，于谦曰：“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会都指挥岳谦使卫喇特还，口传帝旨，以王长且贤，令继统以奉祭祀，王始受命，癸未即位，以明年为景泰元年，遥尊帝为太上皇帝。
对于这一条，高阳有非常诛心的一段评论：
按：“卫喇特”即瓦剌，（这是清朝的叫法。二）岳谦奉太后的命令，为英宗去送寒衣。英宗既有此意（春按：让弟弟朱祁钰登基），则郕王的即皇帝位，在法理上实无丝毫可以疵议之处，而犹惧不敢奉命，竟至避归藩邸，可见初无觊觎大位之意。至于以后的逐渐“变心”，另当别论。
春按：人的思想变化，总是随着外在的条件际遇而波动变化的，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个以前在你眼里也许还不错的人，因为外在的诱惑刺激，会变得相当猥琐与不堪，这样的例子，我们还见得少吗？
郕王即位为景泰帝之后，也先在当年十月又挟制上皇朱祁镇到大同玩花样，上一次郭登还曾出见，这一次连面也不见了，直接闭关不纳，老实不客气的说：
赖天地宗社之灵，国有君矣！
也先在大同碰了壁，听从小人喜宁的献计，直接率领大军向北京逼来，但于谦等早有准备，北京这边的勤王之师以及分遣御史十五人在近畿之地招募的新兵，合起来有二十二万人，大家众志成城，击退了也先大军的进攻，还使用了成祖从交趾（今越南北部）学来的火器，用“神枪”打死了也先的一个弟弟与一个“平章”，也先败走，退出了塞外。
可是也先手中的英宗朱祁镇呢，就有点度日如年了，一边是喜宁这个叛徒不断地也先面前献计献策，生出一系列的花样，一边是随着自家弟弟郕王的即位为帝，原先心灵深处潜藏的那个“小”也日渐显露出来，专门在也先面前挑拨离间，为难昔日的皇帝，这让身为阶下囚的这位太上皇帝的日子很不好过。
还好，当时在朱祁镇身边的，还有两个忠仆，一个叫袁彬，一个叫哈铭，两个人都是蒙古人，还算漠北的人耿直啊，这两个人看来都是一根筋。
朱祁镇在沙漠中奔徙流转，后来得以大难不死，全靠这两个人，他们俩是继也先的弟弟伯颜帖木儿之后，另外两个一与英宗相处就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感召的人——英宗就是这样的人，一方面他的性情始终很乐观，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危局，他总能泰然处之；一方面仿佛他身上又有天命的护佑似的，无论如何，总能绝处逢生。
关于英宗与袁彬、哈铭二人的“君臣契合”，《明史.袁彬传》有生动的记载：
帝既入沙漠，所居止毡帐敝帏，旁列一车一马，以备转徙而已。（袁）彬周旋患难，未尝违忤，夜则与帝同寝，天寒甚，恒以胁温帝足。有哈铭者，蒙古人，幼从其父为通事（翻译），至是亦侍帝。帝宣谕也先及其部下，尝使铭；也先辈有所陈请，亦铭为转达。帝独居毡庐，南望悒郁，二人时进谐语（玩笑话）慰帝，帝亦为解颜（开心）........彬尝中寒，帝忧甚，以身压其背，汗浃而愈。帝居漠北期年，视彬犹骨肉也。
这一段真的让人感动，“彬尝中寒，帝忧甚，以身压其背，汗浃而愈。”——袁彬受了寒，英宗朱祁镇非常担忧，用自己的身体压住袁彬的背，让他出汗后将寒气逼出，真是视之为骨肉也。
人的一生，遭遇困境有时并不可怕，可怕是身临绝境时，还众叛亲离，那就糟糕了。
在绝境中，只要有几个人好比你的知心爱人，愿意一直守候在你身边，照顾你，呵护你，不离不弃，任劳任怨，像袁彬与哈铭之与英宗，就是人间自有真情在了，这或者是英宗能够一直撑到最后还反客为主的一大原因。英宗这个人，从宠信王振这种小人来看，他有昏庸不识人的一面，但他遭遇危难时无论是敌是友，总能有人扶助帮衬而化险为夷，不能不说这是他天生的人格魅力所致。
再好的天命，也要人性的良善淳厚来配合，英宗的本性还是淳厚良善一族，与他相处的人哪怕只有一面之缘，总能被他特殊的人格魅力所感动，从而衷心为他所用，这是高阳所谓英宗身上的“特殊魔力”，于是我们发现，除了伯颜帖木儿、袁彬、哈铭，包括他贤德的孝庄皇后，都能被他身上天赋的特殊魔力所征服，高阳先生对此说的好：
至此，我要谈一个发现：
在中国所有的帝王中，我找不出第二个像英宗那样得人缘的。大致妃嫔近侍对皇帝的态度，不外乎这样三种：最多的是畏；其次是敬；而最难得的是爱。这爱不是忠爱的爱，而纯粹是出于个人的感情，与名位身份无关。英宗似乎有种特殊的魅力，一跟他接近就会喜欢他、关切他，这是他所以能复归、能复辟的本钱。因为景帝不是一个坏皇帝，甚至可与清世宗（雍正）比拟，并没有在政治上需要把他废掉，拥立新君，以期更始的理由。
袁彬、哈铭，固无论矣，伯颜帖木儿是一例，（迎回英宗的鸿胪寺一把手）杨善又是一例，还有个最好的例子，是英宗的钱皇后。
钱皇后是贤德的，又对英宗非常深情，据《明史.后妃传》载：
英宗孝庄皇后钱氏，海州人，正统七年立为后，帝悯后族单微，欲侯之，后辄逊谢，故后家独无封。英宗北狩（被俘虏的委婉说法），倾中宫赀（钱财），佐迎驾。夜哀泣吁天，倦则卧地，损一股；以哭泣，复损一目。
钱皇后不但没有接受英宗对他娘家人的封侯，而且当英宗危难的时候，好比西安事变蒋介石的宋美龄一样，拿出自家所有的私房钱，四处奔走，想尽办法希望救回，而且为了思念担忧之情，日夜哀叹哭泣，损害了一条腿成了瘸子，一只眼成了D眼龙，这的确是深情厚谊，所以后来英宗复辟成功之后也待他不薄，考虑到她没有儿子，而自己的太子又为周贵妃所出，担心日后他不在了太子会对她不好，于是大渐时特下遗命：“钱皇后千秋万岁后，与朕同葬。”
英宗的亲弟弟这时已经是景泰帝的朱祁钰呢，随着条件的变化，私心越来越重也越来越没有手足之情，最先是在迎回太上皇的礼仪上大打折扣，生怕自己的位置在哥哥回来后有所不保，而最可怕的是，由于权欲蒙蔽了自己的眼睛，他甚至对自己哥哥也采取监视防范的措施，不但将朱祁镇形同圈禁于偏殿南城，而且还命令靖远伯王骥以武力守备南城，名为保护视为软禁，最要命的是，当他的爪牙如徐正及御史高平之流，奏请朱祁镇所居住的“南宫”多树，便于奸宄隐藏时，景帝既然下令，将朱祁镇所在的南城大树尽数砍去，这一来朱祁镇这个“上皇”在树下纳凉，遂无树可倚，问起缘故，左右告以实情，朱祁镇大为恐惧。
于是他最后三年在南宫的日子，日日生活在恐惧担忧之中，因为其弟朱祁钰“猜疑日深”，于是朱祁镇“终恐性命不保”，而且后来朱祁钰甚至私心重到想转移帝系，将朱祁镇的儿子也是太子朱见深废为沂王，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这就更让朱祁镇感到恐惧，因为这样一来，假如景泰帝崩后他的儿子朱见济即位，自己会有好果子吃吗；同时，恐怕还不必等到太子登基，既然自己的帝系已被转移，那些见利忘义的小人看到这种情形，难道不会生出危害上皇以讨好新皇的行经，这，恰恰是整日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上皇朱祁镇最担心的。
但朱祁镇仿佛天命在孤，每到山穷水尽的关头，总有柳暗花明的起色，而否极泰来，例如在他一生的历史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一个相当牛叉的易学奇人：仝寅。
仝寅，《明史.方伎传》说他是山西安邑人，十二岁失明，拜师学“京房术”。京房是汉朝的易学大家，从焦延寿学《易》，断人祸福，所谓的“京房术”就是用《易经》来断休咎，仝寅学京房术成后，在他的父亲仝清带领下游大同结识了大将石亨，大概给石亨卜了几次卦，由于他是这方面的天才，于是“占祸福多奇中”，于是石亨作为明英宗的亲信，又把他的神术屡次向英宗“提及”，于是朱祁镇也知道仝寅这个天才。
于是也先大举入侵时，仝寅为英宗朱祁镇卜了一卦，以预测吉凶，关于这一卦的缘起，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出征之前朱祁镇就命仝寅卜卦测此行休咎，一种是在蒙尘后，例如高阳《明朝的皇帝》取的就是第二种说法，我比较喜欢第一种说法，因为假如已经蒙尘，则生还的可能性就比较低，依赖于人事的地方更多，而如果是在出征之前，正当意气风发但一切还不明朗之时，让仝寅卜卦似乎更有意义，但无论哪种，对于我们关于仝寅这个奇人的理解，都没有什么大关系。
对于仝寅所卜之卦的解释，《明史本传》与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的解释微有不同，仝寅所卜之卦为《乾卦之初》：
筮得《乾》之初，曰：大吉。四为初之应，初潜四跃，明年岁在午，其干庚。午，跃候也。庚良，更新也。龙岁一跃，秋潜秋跃，明年仲秋驾必复。但繇勿用，应在渊，还而复，必失位。然象龙也，数九也。四近五，跃近飞。龙在丑，丑曰赤奋若，复在午。午色赤，午奋于丑，若，顺也，天顺之也。其于丁，象大明也。位于南方，火也。寅其生，午其王，壬其合也。至岁丁丑，月寅，日午，合于壬，帝其复辟乎？
这是仝寅所卜之卦《明史本传》中的记载，而《明史纪事本末》也是“筮得（乾卦）初九”，但高阳取出征蒙尘后的第二种说法，英宗困于也先处托人让仝寅卜卦，于是得乾卦初九，而《明史纪事本末》附奏曰：
大吉！可以贺矣。龙君象也；四初之应也，龙潜跃必以秋，应以壬午，浃岁而更。龙，变化之物也；庚者更也，庚午中秋，车驾其还乎？
果然，根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
庚辰，上皇至唐家岭，遣使回京，诏谕避位，免群臣迎。
高阳按：庚辰为八月初九，到京之日为丙戌，正为人月双圆的中秋；至此，有个卜者仝寅的话，完全应验了。
关于这一卦的解释，大致为初九潜龙勿用，初爻动，为变卦天风垢，时序正好是十二辟卦中的午，乾为金，应在庚，这一次出征必会劳师无功，而初九所应为九四，正是“或跃在渊，无咎。”所以英宗此行终究是有惊无险，
乾为皇帝，巽为反兑，巽为绳直，主明英宗出师不利，有被俘之象；其二，变卦天风垢，时序正好是十二辟卦中的午，乾为金，应在庚，兑为反巽为仲秋，主明英宗被俘一年后，在庚午年仲秋返回；其三，午为未来旺气，为巳火之地，也是乾宫，皇帝有变更之像，主明英宗回京会丢失皇位，像乾隆一样被软禁，但无生命危险；其四，变卦对象为地雷复，七日来复，复者，返也，主明英宗要老老实实委屈七年，才有东山再起之机，在丁丑年寅月午时，还会成功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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