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陵是帝王崩逝后埋葬之所，陵祭是后世子孙对已故帝王陵寝的祭拜。在帝制时代，陵寝祭祀是国家祭祀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与政治内涵。明代一改元朝“不封不树”的陵寝建置与祭祀制度，在继承唐宋祭祀礼制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陵祭仪制。
明代陵祭规制明代陵寝是帝后葬地，也是皇权的重要象征之一。陵祭是对帝后陵寝的祭拜，是帝制国家祭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帝制时代的政治生活中有特殊的地位。
明代皇帝重视自己的葬地，选址颇为讲究，要考虑风水、地理、政治和礼制等多个方面的因素。后世子孙重视对帝后陵寝的祭拜，形成了一套比较规范化、程序化的祭祀礼仪。
一、明代陵寝的概况明朝帝后陵寝分葬于六处，明太祖葬于南京，其陵称为孝陵。从成祖至思宗帝后陵寝集中位于北京天寿山陵区，共十三位皇帝葬于此，合称“十三陵”。景泰帝朱祁钰由于英宗重掌帝位被废为王，其陵不在天寿山陵区，而是位于北京金山，金山为已故皇子、诸王、公主、后妃的葬地，称景帝陵。
自古帝王非常重视陵寝的选址，后世子孙也会选择所谓的风水吉地，以求祖先安寝，佑避后世。
明代帝王陵寝规模宏大，修建颇费资源，多依山而建，形成了高大的山陵，至今大部分遗址尚存。明代帝陵承袭唐宋，一改元代没有封土的墓葬方式，形成了“前朝后寝”的格局。
北京十三陵中，长陵规模最为宏大，位于天寿山主峰，其余十二陵规制均小于长陵，并且各陵神道最终都通向长陵，显示了对明成祖的尊从关系。
整体来说明代皇陵规模宏大，凤阳的皇陵仿宋代的陵园结构而建。孝陵新创了陵园的平面布局等规制。北京天寿山的陵寝大多仿孝陵而建，稍有改动，随着时间推移，后建之陵与前陵比自然有少许变化。建陵的风格有继承和革新两个要素，皇陵、祖陵继承唐宋陵寝规模是为延续汉唐以来汉族的正统性；孝陵革新是彰显朱元璋自己独创性；十三陵继承孝陵风格是为尊祖而制。
二、明代陵祭的规制明代帝王陵寝的祭祀时间分为两种：一种是常规的祭祀时间，如正旦、清明、中元等节日，这种常规祭祀时间皇帝偶尔亲自去祭拜，大多数时间是遣官祭祀。
另一种是非常规的祭祀时间，如皇帝要自己选择寿域，去巡视时自然对先祖的陵寝进行祭拜。在常规祭祀时间上，随着帝王更迭，制度也有所改变。或删减原祭祀时节，或增加新的祭祀时间。增减的原则基本是依皇帝意愿而定，皇帝又以维护自身的正统性、权威性为主要更改原则的考虑因素。
祖陵大祀为冬至和正旦（农历正月初一），小祀为清明、中元、孟冬和每月朔望。皇陵每岁冬至、正旦以太牢，清明、中元、孟冬以少牢，俱署官行礼。皇陵与祖陵在常规祭祀的时间上是一致的。
陵祭属于国家祭祀体系的一部分，也是明朝的公祭活动之一，参与负责的机构及人员众多，从机构上看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是和陵祭直接相关的国家管理机构，包括礼部、太常寺、翰林院、光禄寺、鸿胪寺和钦天监；第二是和陵祭间接相关的机构，如负责监察的都察院、六科，负责护卫的锦衣卫，工部和户部也有少量工作参与其中；第三部分是地方设置的陵祭机构，如祠祭署、陵卫。
从祭祀的机构及人员情况整体可以看出参与陵祭的机构甚广，人员众多。负责常规祭祀和陵寝维护的人员也颇多，足见统治者对这一礼仪的重视。
陵祭礼仪繁复，这种祭祀仪式也是彰显皇帝权威与合法性的重要表达方式。因此明代陵祭仪式繁多，场面宏大。陵祭的仪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皇帝躬祭，另一种是遣官祭致祭。
皇帝躬祭整体上分为三个部，即：发京、致祭和回銮。但在此之前要做好准备工作，首先皇帝决定祭陵，先通知礼部，让礼部选择陵祭的具体日期及上呈仪注详情，然后再交由皇帝决定何日祭祀。发京皇帝免朝，皇帝的车驾由长安左门出发，后妃辇轿由东安门出。致祭：清明行春祭礼，皇帝在内赞官引导下完成跪拜礼。回銮：祭拜完成，陪祀的官员先行趋赴感思殿门外候驾。当天皇上的车驾便出发回京，免朝。
皇帝不能亲自祭陵，往往遣太子、亲王、大臣官员代祭，以表思念之情。代祭人员的地位尊贵，此为遣官祭致祭。
陵祭的财政支撑陵祭常规祭祀时间一年有三大祭五小祭，皇帝有时还会亲谒陵，因此一岁陵祭礼举办次数较多。陵祭时规模宏大，参与人员众多，所花费用自然也颇多。
这些费用既包括祭祀物品的开支，也包括祭祀时相关出行人员的开支，出行时一行人的衣食住行都是需要不少的花费；除此之外皇帝为表恩赐也常常赏赐相关随行人员、护卫官军、恩赏周围百姓，减免税收等；另外每年对陵寝的维护修补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这些费用支出大多是国家财政支出，也有部分地方所出，如宛大两县。整体上陵祭时花费颇多，皇帝为表帝室尊严也是毫不吝啬花费的。以下仅介绍祭祀物品和维护陵寝的开支。
一、祭祀物品的开支陵祭时最主要的祭祀物品就是供祭拜时使用的各种牲品、香烛等，这类物品主要是由太常寺负责，祭祀前两日送到香帛亭之中。
长陵的祭祀物品大约需要三十两，其他陵祭祀规模虽不及长陵，但是也不会相差太多。这只是太常寺记载各陵所用的祭品，一般陵祭时还会有其他来源。
陵祭时的祭祀物品是由很多个单位分别备办的，一般来说，香、烛、帛等物是从内府领取的；香油、纸笔等物是从宛平、大兴两县征用备办；祭祀时所用的牲品则从真定府、保定府、永平府、河间等府及应天等县坐办，还有一部分其他物品就由太常寺招商采买了，如祭祀的素服多是由杭州制造，祭祀物品的磁器大多是由江西烧造的。
有些物品皇室专用磁器等也是皇室有自己专门的规格，并不能以价钱来衡量，但是我们总体可以看出，所用种类、数量颇多。这些祭祀物品的开支还是不小的，未见材料所说折成钱财是多少，但是通过《宛署杂记》的记载，可以看出各陵大致所花费用。另外陵坟煮牲所用的柴炭钱，《宛署杂记》里有说明总量，这只是加工祭品的一小部分花费，但从银钱上看也是颇多的。
每年祭祀时煮牲所用的柴钱，就近千两，当然其中也包括了一些太子、妃子陵墓的花费，这些钱是由大兴、宛平两县提供的，和整体祭祀物品的开支这些还是微不足道的花费，足见整体花费之多。
二、陵寝维护的开支明代帝王陵寝地位独特，是皇室威严的象征，对于陵寝的维护和管理皇帝是非常重视的，并且做了许多禁约来维护陵寝。陵园地区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设立了神宫监、各陵的陵卫和祠祭署来管理维护陵园，同时也会不定时因情进行修饰。
明陵区域内所设的神宫监是由内使人员组成，它属于内官系统。各陵设一监，每监分设掌印太监一员，佥书、管理、司香以及长随内使等若干员。主要的职责就是司香火、供洒扫、掌管陵园锁钥、维护陵园安全，以及管理各陵皇庄。
各陵卫是保护陵寝的军事组织，领有的户所数量不一，如长陵有七千户所，献陵、景陵、裕陵等有五千户所。陵卫设有指挥、千户、百户、经历、镇抚等人员，陵卫不隶属于五军都督府，也不隶属于亲军，而是专门隶属于天寿山守备，天寿山守备是负责陵区守卫的最高军事指挥官。
当帝后陵寝遭到破坏时便需要修补，有明一代对帝后陵寝修补工作既有不定期的大规模修补，也有每一年发现毁损的及时修补，每次修补也是需要花费颇多钱财。
如万历二十二年（年）二月，皇帝要修理献陵，估计要用银一万九千二百多两。小修也要几千两，为了皇室权威，决不能让陵园破旧不堪，所以这笔支出也颇多。整体来说不论是一次大规模的皇帝亲祭，还是派官员去的常规祭祀，每次陵祭花费不菲。从金额上看，相对来说祭祀物品开支不大，但赏赐金额颇多，一次皇帝亲谒陵的赏赐多达二十万两。出行过程中的随行人员的衣食住行用也是大笔支出。
陵祭的政治文化含义明代的陵祭制度作为国家的政治制度之一，其形成的过程、祭祀的礼仪规制和实施都体现着国家统治者——皇帝的社会理念和价值诉求。明代陵祭礼仪繁琐复杂，皇帝亲谒陵也不免“兴师动众”，但谒陵这一行为所起的规范作用、文化导向及心理培育作用都值得我们思考，因此明代的陵祭制度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含义。
一、陵祭的象征意义在帝制时代，皇家陵祭、百姓墓祭的祭祖方式是社会各个阶层的传统，明代把祭祀皇帝的祖先列为国家祭祀的行为体现的是政治化的祖先崇拜方式，具有家国一体化的特征。
后世子孙对逝世先祖的祭拜体现了明代祭祀体系中以人为神的特征，陵祭也因此成为了在世的统治者联系逝世祖先的一种方式，并且这种方式对生者的教化功能较为明显。
在明代对先祖的祭祀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宗庙祭祀，一种是陵寝祭祀。二者虽都是祭祖的方式，但也是相互区别的：宗庙祭祀是大祀，属于吉礼，皇帝必然亲祭。而陵祭有时为大祭，如清明、中元等，有时算小祭，如正旦、孟冬等。对于陵祭活动皇帝有时亲祭，有时遣官祭祀。
陵祭和庙祭都是祭祖的方式，尽管二者礼制规模，祭祀载体不一致，但是二者蕴含的政治文化含义类似，即在传统的家国一体观念的指导下，皇帝的先祖成为了国家的先祖，现实的人逝世后具有了神化的特点，祭祖以佑后世，并象征着一朝的帝系传承。
二、陵祭的现实功能陵祭作为国家祭祀体系的一部分也被赋予了一定的意义和功能，这种祭祀活动既具有对祖先的崇敬之情、对逝者的孝意，由此下达百姓，培养百姓的孝意。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地方的稳定性。除此之外陵祭的重要作用是通过陵祭活动的反复举办、对陵祭礼仪的反复强调，彰显皇权的正统性，突出皇帝独尊的地位。
皇帝祭陵除了自身尊敬先祖的原因外，还有可能是因权力而祭拜，所以从政治文化角度来看，陵祭是明代国家祭祀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家国一体化的情怀之下，皇帝的先祖被当作了国家的先祖，并具有了神化的特征。
皇室子孙祭祖除了表达孝意，尊崇先祖之外，还有强化皇权、彰显帝位正统性之意，陵祭礼仪的变化是国家统治者——皇帝政文化治诉求的体现，因此陵祭这一方式成为了逝者与生者之间的媒介，在这个意义上逝者与生者难以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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