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标曾为皇太子25年,长期协助朱元璋处理国政,于国家多做贡献,又是因国事染病身亡,加上其子朱允炆继承了朱元璋的皇位,他被追尊为皇帝,其陵寝应当受到后人重视。
然而,也许恰恰是其子做了几年短命皇帝,后又被朱棣推翻,不仅“建文”4年的政事被一笔抹杀,朱标及朱允炆这一支裔被迫害杀数始尽,甚至政治上的权力之争,也一并祸及到早已入土的朱标。朱棣一上台,便取消了朱标的帝号。
在明一代,东陵的地位不断下降,大约从明代中期开始,东陵已日益破败,明代后期遂成废墟,以至于对其的确切位置竟然争论颇多,成为一谜团。在民国王焕德编的《明孝陵志)一书中意然互相打架,前后矛盾。
一说陵寝位置在梅花山西约今中山植物园内,即明孝陵“权星门之东,有小山特起穹窿。为吴王山,有钟山亭,西有菜房桥,桥西为明懿文太子东陵。”一说在孝陵东,主要依《明会典)、《明史兴宗传》等为据。也许正是因为《明孝陵志)的误导,以致到了年,还有专家认为朱标陵位于孝陵权星门基址及梅花山之西。
其实,早在90年代初,已有学者根据《明太祖实录》和顾炎武之《建康古今记》提供的线索,于孝陵之东约80米的丛林中,发现了东陵遗址,并推测其保存了大殿及陵门遗迹。应该说,这一调查结论是基本可信的,可借由于当时未能对遗址做进一步勘探。
这一发现未能引起考古界的足够重视,以致人们连皇太子朱标之陵在东还是在西都不敢下定论,在发掘了太子陵之后,始知位于孝陵之东,所以又叫东陵。
考古资料又证明,东陵与孝陵被置于同一陵域内,并且在东陵陵寝中轴线上乃至整个陵区范围内,经调查、钻探,未发现它有单独设置的跨过陵寝前面御河的桥梁遗存,更无神道石刻的存在,这说明当时东陵是与孝陵合用同一条主神道及御河桥。
为此,北京十三陵使用的第一代皇帝陵寝(朱棣长陵)的神道成为后世历代皇帝共用神道的制度应是从朱元璋的孝陵承袭而来,并不是由朱棣所首创。东陵的发现使得建文帝及其父朱标以及朱标陵的历史定位定性出现明朗化。
朱标去世后,按封建时代嫡长继承制,朱元璋选定朱标子朱允炆作为皇位接班人,年朱元璋去世后,朱允炆即登基称帝,年号建文,史称惠帝。建文元年二月,追尊皇考(朱标)为孝康皇帝,庙号兴宗,母常氏(开平王常遇春女)为孝康皇后。
按明代制度,儿子称帝,其父陵寝应获帝陵称号,但史载东陵“所荐陵号不传”。建文四年,燕王朱棣攻占南京,夺得帝位,建文帝下落不明,朱棣为了自己统治的需要,对朱标诸子及建文帝的后代实行残酷迫害,几近绝天,同时废建文帝号和朱标的帝号、庙号,又恢复朱标陵为懿文太子陵的称号,试图抹杀建文主政4年这段历史的所有痕迹。
朱棣死后,在正德、万历、崇祯年间,不断有大臣提出要恢复建文帝的历史地位,但碍于当时特殊的政治背景,这一旨在尊重历史的要求一直未能实现。南明时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弘光小朝廷,短暂的恢复了朱标夫妇的帝号和皇后号。有关建文帝的历史地位直到清乾隆皇帝即位后才获解决。
乾隆元年(公元年),爱新觉罗弘历召集群臣廷议,决定尊重历史,给建文帝谥号,称恭闵惠皇帝,这实际上同时也恢复了建文帝之父朱标应有的历史地位。所以,在乾隆年修订《明史》时,书中专门为朱标立《兴宗孝康皇帝传》,并附孝康皇后和建文生母吕后传。
从明到清,朱标先后有三次获“帝号”。从这个意义上说,明东陵应当具备现代“帝陵”的文化地位,尽管其陵寝建筑实际上仍是一座皇太子陵的建制(如陵寝中缺明楼及方城,主体建筑多用绿琉璃瓦,虽然这与建文帝在位时未能及时改建和扩建其父陵寝有关),但有学者将明东陵称为明代第19座帝陵。从历史地位而言有相当的合理性。
从总体布局上看,东陵仍是采用孝陵建制,只不过规模有所缩小,建筑内涵上有所减省,但也有其特色,例如其第一进院落两侧围墙呈弧形向寝园大门内收,使之平面作龟背状,而这种陵寝格局在目前所知,仅此独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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